1955年，新中国授予了55位将军上将军衔（后续又补授了2位，最终是57位），在很多人的认知里，这些人物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。然而，虽说认识，或许并不十分熟悉。原因在于他们的历史背景不同，土改时期分别隶属于不同的方面军，抗战及解放战争时各自活跃在不同的战区。解放后，他们又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作用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和独立性。
如果说地理上的距离使得他们未能直接建立联系，那他们在同一座城市工作，也未必会相互熟悉。比如张爱萍和王震，直到70年代之前，彼此并没有太多接触。在战争年代，王震来自二方面军，而张爱萍则出身一方面军；抗战时，王震在120师，张爱萍则在新四军；解放战争期间，王震在一野，张爱萍在华东，因受伤曾暂时离开前线。因此，两人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并未有过太多的交集。虽然1954年两人都被任命为副总长，但角色并不相同。王震是副总长兼铁道兵司令，这个职务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挂名，实际上并不参与总参的日常工作；而张爱萍则是专职副总长，主要负责行政和武器装备的事务。1956年以后，王震离开军队，去了新成立的农垦部担任部长，一直到60年代中期才回到中心工作岗位。而张爱萍则在1960年代担任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，专注于尖端国防科技工作。尽管两人都在北京工作，因各自职责的不同，很少有交集，彼此之间并不算熟悉。 然而，命运往往会带来出人意料的转折。1967年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，张爱萍不幸被扣上了三反分子的帽子，并被软禁起来，一直到70年代初。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，张爱萍的子女开始看到形势的变化，希望能够通过适当的渠道上报中央，解决父亲的困境。然而，如何能与高层沟通呢？他们想到了叶剑英。可见到叶帅并不容易，尤其是在那个时期。于是，张爱萍的二儿子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决定通过王震来寻求帮助。那时，王震已经被疏散到外地，九一三事件后才返回北京，虽然没有正式的工作安排，但他能接触到高层，并且知道如何为他人提供帮助。王震性格仗义、热心，曾帮助过许多老干部。例如，在福州军区农场劳动的陈再道，五十年代高饶事件中的张秀山，以及在东北辽宁农场的宋任穷等人，都在王震的帮助下渡过了难关。张爱萍的子女们认为，王震一定能帮助到他们，于是他们通过打听得知了王震的住址，前去蹲守，终于找到了机会见到他。由于是张爱萍的妻子前去，而不是子女网上配资炒股，王震最终同意接见他们。见面后，张爱萍的家人将情况如实告知王震，王震提出让他们写信，并强调信中要进行充分的自我检讨，他会将信转交给叶帅，进而传递给更高层的领导。 回家之后，张爱萍的子女们回忆道：一开始他们并没有找到父亲犯过什么严重错误，只是想到父亲在土地革命时期曾是红14军的一员，便写上了他曾执行过立三路线的历史。王震看到信后指出，立三路线只是存在了短短三个月，而14军的成立时期那一时期的路线早已被否定，因此不应将责任归咎于此，而应改为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执行相关路线。没过多久，张爱萍一家便接到通知，可以去探望张爱萍了，这封信显然起到了积极作用。 1973年，张爱萍获得解放，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，并于1975年出任副总长兼国防科委主任。到了1980年代初期，张爱萍的子女表示，父亲能够担任副总理，部分是由于王震让出了这个位置。然而，由于后来的一些问题，二人也出现了分歧。至于这些问题的具体内容，至今无人知晓。张爱萍是个执拗、纯粹、直率的人，对于他认为不对的事情会毫不妥协。早在五十年代，张爱萍在担任副总长时，就曾与几位同级的将领发生过争执，甚至一度拍桌子。虽然他们的争执没有私人情感的成分，更多的是出于对工作方向的不同看法，但张爱萍的话直白犀利，让许多人都感受到了一丝刺痛。对于这样的大是大非的问题，虽然每个人的处理方式不同，但最终的目标却是一致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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